其合理性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与开发区一样，城市内部区划调整，如北京市原东城区和崇文区合并，也面临着类似的法律困境。2008 年《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粤办发［2008］ 13 号) 在提到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时，明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对各自承担的职能进行全面梳理和分解，提出职能转移具体方案，并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部门三定规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 中明确职能转移事项，将政府各部门不再行使和可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事项分离出去。

( 4) 最高人民法院垄断了司法解释权，地方法院法律解释的空间狭小，如何保障地方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权仍是一个难题。可是受制于这项制度的先天不足，行政诉讼在当下仍然是曲折前行。集中是指行政权力要集中统一行使，去执行民意机关制定的法律、政策。《立法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明确了法律保留的事项，同时通过规定授权的内容、目的和期限来约束授权立法。长期以来，人民法院的地位一直比较尴尬，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关，它显得很疲惫。

以法国为例，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行政权力强大。截至2009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 1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 87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 04 万个，基金会1843 个。事实上，这也是其他国家立法的基本做法。

从法治主义的角度说，规范行政调查权的授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问题，也就是，行政调查权是否只能来源于法律的授权，行政调查权的行使是否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基于行政调查的广泛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考量，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应当以行政调查类型化为基础。行政机关决定调查的方式及范围，不受参与人提供的证明以及证明要求的限制。任意性调查则只需要有行政机关组织法的概括授权，就可以在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实施。

而这些问题的明确，单纯依靠行政机关组织法的概括授权远远不够，必须在概括授权的基础上，再加上行政行为法的具体授权。所以，关于强制性调查权的具体授权，也可以与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行政强制权等行政执法权相匹配，在有关的行政行为法中予以规定。

比如，海关的行政调查权在《海关法》第6条中有较为详细的概括授权，又通过国务院发布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对海关在行政处罚中的行政调查权予以进一步明确。强制性调查与任意性调查的划分的法律意义，首要的就在于此。在行政调查的类型划分中，以行政调查的实效保证手段为依据的分类最具法律意义。[14]参见蒋开富：试论侦查的概括授权，载《犯罪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页。

需要解释的是，由于概括授权对于强制性调查权的授予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考虑到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作出概括授权的行政机关组织法应当在规范形式上表现为法律。第四，交通管制和危害防止。《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都是这样的部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其中分别对海关实施行政处罚中的行政调查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行政调查权进行了具体化。较之依行政调查不同方式的区分，强制性调查与任意性调查的区分，更为严密和周详。

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49页。上面两方面的问题，表现在立法上有两种方式：其一，不同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权分别授予，对于人身的强制检查权以及强制进入住宅、生产场所、营业场所的检查权，只能授予公安机关、海关等个别行政机关。

即使是在相对人申请启动调查的情况下，调查的启动与否、范围如何、对象是谁、方式怎样，都应当由行政机关根据当下的情势裁量决断，不受相对人申请的拘束。行政调查权是一项行政职权，因为行政机关所属的领域、层级等的差异，而在范围、方式、限度、程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

考虑到行政调查权与行政即时强制权以及刑事侦查权的颇多相似之处，在考虑行政调查权的概括授权与具体授权时，可以有所比较。然而公民所享有的自由要求他们的私人事务不受政府任意干涉。汤俪瑾，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10]葡萄牙《行政程序法》1991年11月15日颁布，1996年1月31日修订。二、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调查权领域的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是近代宪政法治主义发展的产物，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韩国《行政调查基本法》第4条规定，行政调查的基本原则包括：（一）行政调查应在达成调查目的所必要的最少范围内实施，且不得为了其它目的等滥用调查权。

（二）行政机关应选定适合调查目的的被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调查。进入专题： 行政调查权 。

更大量的规定见诸于公安部或者公安部与其他部门联合颁布施行的各类通知、通告之中，从规范层级来看，这些规范性文件仅仅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调查中，当伴随实力行使时，与即时强制一样需要法的依据。

对侵犯权利的侦查措施，应该进行具体授权，以抑制侦查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非法侵害。二是，概括授权与具体授权的问题，也就是，行政机关组织法与行政行为法对于行政调查权的授予问题。

此外，取证措施关系到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与案件的诉讼进程及最后的实体处理相关。在授权方式上，既需要概括授权，也需要具体授权。在这个问题上，强制性调查与任意性调查的区分仍旧最有意义。遗憾的是，它们的规范层级不高。

其他方式的行政调查权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设定。这个问题突出地反映在，作为强制性调查权的法律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层级过低。

实践中，公安机关主要是以这些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实施强制性调查的。间接强制调查适用于所调查的信息为实现行政目的所必须，且仅用间接强制调查的威慑力就足以让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情形。

四、类型化基础上规范我国行政调查权的授予我国立法中普遍存在的授予行政职权的规范层级低、方式混乱，这种状况在行政调查权的授予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五，其他公共安宁和秩序维持。

从行政调查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来看，一概建立行政调查权的具体授权体系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应当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分别规范。这种方式通过行政调查设定权回避了不同领域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针对性欠缺。间接强制调查则可以在法律有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由行政法规作出具体规定。具体授权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搜集、获取行使行政权所必须的信息的行政行为。

需注意的是，相对人同意配合的意愿是否真实：由于行政主体事实上的强势地位，只有在相对人清楚地知道拒绝配合调查也不会有不利的法律后果时，才存在真实的同意。而且，这些规范性文件本身的制定程序不够严格，以这些规范性文件来限制公民权利，显然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也无法实现尽可能有效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5]在韩国，行政调查作为权力性调查活动的确会对公民自由、财产产生限制、侵害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法的依据。因而，为维护实体公正，应将取证措施纳入具体授权的范围。

此外，试图通过罚则来防止妨碍调查的行为时，也需要有法律根据。行政调查具有明显的权力性。